甘孜日報 2020年07月09日
◎胡慶和
我至今記得一個時間：2019年7月夏天的一個日子。當時，我在遠隔康藏高原上千公里遠的湖北省齊岳山下一個亭子乘涼。我們幾個朋友玩撲克，“斗地主”正酣。我的手機響了，是一個同事從康定打來的，電話里告訴了一個噩耗：楊丹叔走了。我根本不信，追問一句，他走到哪兒去？他還不老，怎么會走呢？他為什么要走？沒有得到他為什么走的答案，也不想再追問。頃刻心情變得沉重，我出牌常出錯，斗地主游戲提前結束。朋友走了，我還坐在冰涼的水泥凳上發呆。耳邊吹著涼風，天上飄著悠悠白云，我的眼光掠過亭子前的一片小草，仿佛見他穿過那片茂密的松林，向我走來。
回憶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一切都無法復原。掐指算來，我和他有三十年的交道。算是熟人、朋友、同事？或者兼而有之。最早見到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時我在我多年供職的甘孜日報社任負責人之一，主管業務新聞編采工作，那時的《甘孜日報》還是一張周三刊的四開小報，人手依然緊張，很期望有識之士、有真才識學者充實編采隊伍。一個偶然機會從上級領導哪兒知道一位成都的青年才俊將到報社工作，他畢業于成都科技大學（后與川大合并），現是某大學的老師。他在藏區出身、長大、讀書，現又從內地重返藏區，對于這樣的才俊報社正求之不得。我也很高興，因為在那時，大學生還是天之驕子，一位大學老師到高原工作對于全州來說是鳳毛麟角，對報社來講更是絕無僅有。和報社許多人一樣，心里也留下一個疑問，高原人調內地工作難上加難，而他逆行，心往高原，他圖的是什么？在他人未到時，很想探探究竟。在一次出差成都時，我冒昧地前去見他。那時他在位于成都送仙橋附近的某大學任教，在學校里并沒有找到他，在一位好心人的指引下，我在與學校相距不遠的宿舍里見到了他。他留著長發，穿的牛仔褲，身材靈動，充滿活力。從形象看，他英俊、瀟灑、陽光，但不是黨報記者編輯職業的正統形象。他知識面廣，談吐不俗。當時我并沒有向他直接詢問，但還是從交談的話語中得到了所想要的答案。他重返高原的目的，是對高原充滿感情，熱愛藏區這片土地，熱愛康巴文化，想在這方面做點事。
據他說，他在大學學的是理工類，專業與飛機、導彈動力制造相關聯。隔行如隔山，雖然有夸大之嫌，但不無道理。《甘孜日報》作為藏區的一家地方黨委機關報，以辦報權威莊重著稱，當時實行編采合一，需要的是拿得起放得下、十八般武藝都會的全能型新聞人才。記者分類有多種分法，如果僅從黨報記者分類范疇而言，至少可分為信息新聞型、文藝文化型、調查專家型。要求記者，筆頭功夫過硬，嗅覺靈，來得快，消息通訊調查報告言論散文報告文學等文體都能熟練掌握，既可采訪，又能編輯。他筆頭功夫好，一到報社就小試牛刀，寫出了幾篇詩文，不少文學青年讀后都叫好。但他有一個沒有繞過去的坎，遇到采寫時政類的如會議消息、政治政策性強的新聞，他往往寫不到點子上，編輯消息類的文稿也不順手，一些政治素語不熟悉，鬧出不少笑話。從實情來看，他是個難得的知識面廣、才情高、筆頭硬的人才，可是他并不喜歡當一名時政類的信息型記者，也不愿做一個編采合一的十八般武藝都用得得心應手的全能型記者，一句話他不愿削足適履。我們也只能放棄原來對他的希望，而發揮他的長處，利用他在文藝、文學方面的才干，讓他在以刊發文學作品的版面上當一名編輯。有了用武之地，又有了平臺，加上他的資源與人脈，他在組織文學作者隊伍，創新版面、革新副刊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報社工作的日子里，他有思考，也有迷茫曲折，曾在九十年代初可能因不適應黨報工作氛圍而選擇停薪留職回到成都生活了一段時間，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對文化和文學的夢想。他停薪留職的目的，并非創收而是應聘到成都的一家報紙從事副刊編輯工作。后忽發奇想調到更加艱苦的爐霍縣羅柯瑪鄉當了一名秘書。羅柯瑪海拔近四千米，是爐霍縣的純牧業鄉，他在哪兒不是為呼吸新鮮空氣，欣賞悠悠牧歌，更多的行動是住帳篷，吃糌粑，嗅嗅原野的草香，讓牧民的那根神鞭抽抽心靈，既是補生活的課，也是積累文學創作素材。人以五谷為生，藝術以生活為根，康巴的土地是他虔誠的文學之魂。（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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