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3年02月24日
◎羌人六
壹
二十世紀末，川西北群山深處的斷裂帶，隨日升日落、季節和農事輾轉的斷裂帶，祖祖輩輩跟莊稼生死相依的斷裂帶，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根據地。生活循環往復，日子循環往復，看似千篇一律，毫無變化。那時，我已經明了：一個人的腦袋和嘴，能把個體從混淆的人群里面區分開來。腦袋通過思想，嘴通過語言，而不是憑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喚的鳥兒不長肉”，母親總是如此意味深長地教育我少說話、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說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圍墻，隨時可能把一個家的敗落和恥辱暴露在外，讓人一覽無余；后來到鎮上學校念書，我學到一種更為簡潔的書面表述：“禍從口出。”再后來，遇見自我，遇見詩歌，遇見散文，遇見小說，遇見杰克·倫敦，遇見凱魯亞克，遇見堂吉訶德，遇見海明威，遇見庫切，遇見勒克萊齊奧，遇見艾麗斯·門羅，遇見歌德，遇見赫塔·米勒——這個深刻而勇敢的羅馬尼亞女人，一針見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人的眼睛。”
歲月漫漫，我習慣讓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憶，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實，咀嚼它們，鞏固它們，而我就是它們留下的全部。當然，人，永遠去不了的地方就是過去。回憶，不是為了抵達，而是為了梳理。
已在斷裂帶的空氣中化作齏粉的那些年，雖涉世尚淺，但我已經通過歷練，熟練掌握了一套非常頑固且相對靠譜的經驗。大人們總是教我，見了人就要打招呼，在斷裂帶，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僅是一種貫穿古今的禮貌行為，也會得到獎賞。喊人，意味著把形形色色的人區分開來，固定在記憶的巖層之中。家長們的言傳身教像工廠流水線上的模具，塑造著我的潛意識，嘴是一種工具，讓我以為，世界上會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在類似的塑造過程中逐漸變得聰明起來。事實上，我不想成為好孩子，否則，不會隔三岔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幾個小伙伴濃縮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鄰居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過，千真萬確，大多時候，我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嘴巴甜，會喊人，也喜歡喊人。總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織，都是為了我的小算盤。我總是能夠嘗到些甜頭，幾顆水果糖，一袋奶油餅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個免費的笑臉，或者諸如“這孩子嘴巴甜”“這孩子真懂事”之類的表揚。只是，這些行為，和母親口口聲聲的“叫喚的鳥兒不長肉”似乎有些矛盾。沒有分清說話和喧鬧本身的區別，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兩難境地。
“久走夜路，總要碰到鬼”，斷裂帶的這句老話，和人們常說的“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個說話慢條斯理的放牛人，教會我一種別樣的稱呼。他指點迷津似的告訴我，看見村里某某的時候，喊他幾聲“嫖客”，準會有糖吃。跟說話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樣，他口中的某某，也是個放牛人，一個村的，同外公一個字輩。“孩子的頭腦就像是捕蠅紙，不論給他們什么都會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說家艾麗絲·門羅一篇小說里讀到這句話。毫無疑問，那時候，我的頭腦就是一張捕蠅紙。我想的是，記住了“嫖客”，就不愁沒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經之地，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終于等到某某。大老遠，“腦袋不知長哪兒去了”的我扯著嗓子一連串“嫖客”脫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臉，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變得通紅。他惡狠狠地瞪了我幾眼，沒給我糖吃，而是頭也不回罵罵咧咧絲線般走遠了。他真的走遠了。據說，這個善良又愛面子的放牛老漢，因此慪氣，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個星期。糖沒吃到不說，父親倒是用黃荊條子請我吃了許多小孩犯錯或者闖禍后才會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漢，人家走遠了；我吃“坐墩肉”，是因為對放牛老漢使用了有毒的語言。我走遠了。
除了請我吃“坐墩肉”，父親還三番五次地問我：“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
螞蟻經常搬家，腦袋卻不會。我覺得父親的問話有些奇怪，并且，明顯不是出于禮貌的提醒、關心，而是質疑。于是我很認真很認真地看了看父親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腦袋，看看它還在不在。
“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有時出現在挨打之前，有時出現在挨打之后。有時，是經由母親之口說出。母親說出和父親一樣的話，我一點不感到驚訝，有一次，我正好撞見他們兩個緊緊抱成一團，站在彌散著油煙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盞只有十多瓦的燈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親吻。我想，父親跟母親親吻的時候，把這個問題也傳染給了母親。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
“你的腦袋長哪兒去了？”
后來，這個問題，像在我的腦袋里面扎根一樣，如影隨形。不是問題的問題，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問題。無論何時、何地、何種天氣，我能隨時看見這句話打開抽屜那般打開父親陰郁而鋒利的嘴唇，有著濃烈煙酒味的嘴唇，跑到面前，提醒我夾著尾巴做人。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害怕父親，害怕他像老鼠害怕貓。并且，常常陷入莫名其妙的困惑與恐懼，感覺自己并非活在空氣的柵欄里，而是活在父親的否定句中，如同斷裂帶那些死后肉和骨頭會整個兒化成水流走的野生魚，活在家門前那條潺潺流淌的河水的皮膚下面。
實話實說，我不知道我的腦袋長哪兒去了。我清楚的是，我已經無法忍受繼續在家里呆下去。我徹底厭倦了這種日復一日、枯燥至極的時光。我想逃離，想變成魚，沿著家門前的大河順流而下。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在河邊遇見渴望變成魚的女人，她們變成魚的方式異常簡單明了——她們用死。
貳
一晃多年過去。
新世紀業已過完十八歲生日。
現在是二〇一九年。
陽光絢爛、春風搖曳的午后，我起身離開煙味彌漫的書房。我離開書房時也帶著一股煙味。寫作，讀書，發呆的時候，我會抽很多煙，好像巴不得被煙帶走。
對我來說，抽煙不僅是為了解悶，還是一種嗜好。抽煙會讓我想起父親，這個“想”不是一個完整的動詞，而是一種嘗試，一個務虛者再次靠近父親的嘗試。他們說我越來越像我的父親，尤其抽煙喝酒的時候。我知道，其實就是這樣，一個人很難真正擁有死亡，他總是會通過某些行為習慣把自己嫁接到兒女們身上，繼續活下去，繼續見證。“你想你父親嗎？想他的時候你的心會不會痛？”偶爾，在家和妻子說到父親，她總是這么問我。我什么都沒說，我不會告訴她，我們現在仍然經常見面，甚至比過去還要頻繁，在夢里面。當然，和父親聯系在一起，多半是基于他的好，但我也沒有決心忘記他給予我的那些小小災難、疼痛和恐懼。只是不必再去較真。畢竟，這個人，再也不屬于我們，他什么都看不見了。
走向客廳。出門。步入電梯。在上上下下護送人們進進出出的電梯里，我不由自主想起一位詩人朋友。下樓。走出小區。我比較過眼下這座城市和斷裂帶，區別主要在于城市擁有無數形形色色、各種各樣的門，而斷裂帶沒有這么多的門。我細細數過，從家門走到小區大門外，至少要穿過六道門。我越來越覺得，城市生活就是一種“門的游戲”，人們不斷在一道道門之間輾轉、穿行，進進出出，像一群鳥。
漫無目的走在綿陽園藝山光滑而又寂寥的柏油路上。路在我面前延伸。我已經這樣走過無數次，如果不出意外，我還要這樣走更多個無數次。幾乎每天，我都這樣出門走走，像墻上機械的鐘擺一樣，兜著一個大同小異的圈子，然后，蝸牛般回到屬于自己的那一小塊角落，回到家人中間。
“人生就是不停地兜圈子？”
常常，我看到的現實，是事物后面的現實，而生活里處處充滿象征。希臘詩人卡瓦菲斯有一首名為《城市》的詩，他近乎斬釘截鐵地寫道：“既然你已經在這里，在這個小小的角落里浪費了你的生命，你也就已經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毀掉了它。”
我在這座叫作綿陽的內陸城市已經生活整整七年，最開始五年，我租住在園藝山下一個叫三里村的地方，孤注一擲，幾乎把所有精力與熱情，投入到一項如同戀愛般的事業之中——寫作——這是我已經保持多年的習慣，或者說生活；兩年前，我搬到現在的小區。一瞬間的事，又恍如隔世。七年之前，我幾乎從未想過我會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如同我已經忘記，當初為何那樣強烈地渴望離開出生地，離開斷裂帶，成為一個“無根者”：既不喜歡城市，也難以回到故鄉。
我走在城市的皮膚上，我走在春天的柵欄中，移動，仿佛僅僅是為了荒廢掉生命中一小塊時間，如同年復一年的寫作，僅僅是出于對語言的依賴。有時我的腦袋里會裝著另一幅圖像，仿佛也有一個我在慢慢地走，走在過去，未來，宇宙，星辰，云朵，自然，斷裂帶，歲月，房貸，稿費，書籍和文字的間隙。
用心看而不是用眼睛。其實，所有的事物都在走向自我，而不是走向動態、瑣碎和充滿細節的生活。
園藝山下是綿陽主城區，繁華，喧囂。目光望向那高樓林立的當口，一列從成都開往江油方向的綠皮火車，忽然不期而遇，鎖定了我的視線。
“綠皮火車！”我差點尖叫起來。
在大地上呼嘯而過的綠皮火車，像一個很久很久沒有碰面的熟人，忽然闖入記憶，闖入我的生活。在這個春天的午后，我遇見了綠皮火車。我本該無數次遇見它，但這一次，卻仿佛是真正的久別重逢。于綿陽這座城市，綠皮火車，可能僅僅是這個午后的一道風景，一個過客，一種出行的交通工具。于我，綠皮火車則是一段長長的記憶。此時此刻，我感到腦門上有一扇塵封已久的窗子，被這列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的綠皮火車逐漸打開。
“過去的一個個瞬間，如果我在當時就已參透，便不會鮮明而又煥然一新地穿過我的當下。”赫塔·米勒的聲音在陽光下閃爍，眼前，斑駁的鐵軌，滑動著正在開枝散葉的春天，滑動著綠皮火車，滑動著歲月中場景漸漸淡化的過往，滑動著我越來越清晰的記憶。于是，朝著生命的縱深處，目光被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的綠皮火車延伸，拉長。
于是，歲月照在腦門上。
二〇〇四年，閃爍著燥熱和淡淡離愁別緒的八月，家門前的鵝卵石在河風發紅的眼眶里晃動的八月，核桃的綠色外套又將涂黑手指的八月，父輩們的腰椎間盤突出和咳嗽離泥土又近了幾公分的八月，我終于可以從容告別父母，走出村子，走出斷裂帶，走出這片我十七歲之前幾乎從未離開過的土地，從一片天空抵達另一片天空，從一種森林抵達另一種森林。我以不錯的成績考上了江油一所重點中學，快開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