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 2020年02月24日
圖①：王衛國在處理醫療兜底保障基金的申請信息。
受訪者供圖
圖②：劉貴明（右）在城上村溫室大棚內和村民一起采摘西紅柿。
趙文祥攝
圖③：孔青山在為鄉親們建涼亭，為村莊再添新景。
李 勇攝
圖④：阿子爾哈在為養殖的牲畜喂食。
蔡曉華攝
圖⑤：李三正在查看蜂箱。
受訪者供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三區三州”地區貧困程度深，是脫貧攻堅中的硬骨頭。確保如期摘帽，還要付出不少努力。記者采訪了5位當地的干部群眾，聽聽他們今年的打算。
干部各負其責。有的要抓好扶貧對象的健康管理，及時提供醫療保障；有的要繼續做大旅游產業，讓鄉親們享受更多實惠；有的要走好產業發展道路，擴大就業增加村民收入。
群眾也有計劃。有的準備讓在外工作的親人回鄉，脫貧之后要致富；有的自己日子好了，還要帶著鄉親們一塊奔小康……大家都想干好今年這關鍵一年，啃下硬骨頭，迎來好日子。
實踐證明，深度貧困并不可怕。只要思路對頭，措施得力，有信心、有干勁，深度貧困是完全可以戰勝的。
——編 者
醫療保障兜底，減輕看病負擔
叮當當，哐啷啷，一輛車像要散了架。從西藏江孜縣城到加克西鄉衛生院，兩小時的山路，說不清是因為顛簸還是缺氧，我走到一半就開始嘔吐。以前久居上海，哪里走過這樣的路？到了鄉衛生院，下車一瞧，不防風，難擋雨，檢查設備也沒有。
作為上海的援藏醫療干部，這次下鄉的經歷讓我記憶猶新。后來，我又跑了許多鄉鎮衛生醫療機構，條件普遍簡陋，江孜農村的老百姓要是得了大病，大多得跑到縣醫院看病。
基層醫療力量薄弱，西藏山路又崎嶇，百姓看病很困難。了解到這些情況，我一直惦記著咋解決。去年底，我們開始在縣醫院建設全科醫生規范化培訓基地，辦起了醫療服務遠程培訓班，上海的醫生給江孜的醫生上課，培養“基層全科醫生”，讓農村的老百姓在家門口就能看病。
在西藏，先天性心臟病、包蟲病、肺結核等高原易發疾病困擾著當地群眾。去年，江孜救治了建檔立卡貧困戶418人，減免救治費用達到388萬元。鄉親們得了重病到外地治療，路費藥費都不便宜。為此，援藏工作組設立了醫療兜底保障基金，從援藏資金里支出200萬元，專門幫助貧困鄉親外出看病。
扎西頓玉是卡麥鄉一個貧困戶的孩子，去年得了腎積水，江孜縣醫院的醫生給他切除了左腎，之后他一直在家療養。我們連線了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兒童醫院，那邊的專家說，能到上海救治最好。但路程遠、費用高，愁壞了娃爸媽。后來，當地衛健委和工商聯、民政局一起想辦法，為他們解決了路費，送去上海治好病，如今孩子已經健康回到了家。
從上海來到西藏，工作中的困難很多。但是，看著患病老鄉們康復后的笑容，我就感到很開心。今年，我們準備好好抓扶貧對象健康的動態管理，關注他們的身體狀況，爭取讓小病患者病情不惡化，大病患者能得到及時治療，在奔小康的路上不被落下。
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江孜縣衛健委副主任、江孜縣人民醫院院長，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組成員王衛國講述
本報記者 徐馭堯整理
旅游還要更火，實惠越來越多
城上村不在城里，是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的一個小山村。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就與之結緣。當時我還是縣供電所的“小年輕”，負責上城村的抄表工作。“土房土路，土炕土豆”，是我對村子的印象。2015年，我被單位選派到上城村擔任扶貧干部，成為一名“上城村人”。
結合村里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村里提出了開發生態文化旅游的構想。4年多來，村里爭取各方資源，除了發展旅游業以外，還建了蔬菜大棚、搞果蔬種植、成立木材加工廠、打造燒烤營地……鄉親們口袋鼓了，眼界寬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選擇回鄉創業，他們帶回來的想法有時也讓我大開眼界。
在這期間，還有一件事讓我永難忘懷。2018年3月，因為任期原因，縣里打算把我調到另一個地方工作。通知發出以后，170多名村民聯名致信縣里，要求把我留下來。那一個個不規整但卻認真的簽字，還有密密麻麻的紅手印，讓我一想起來就熱淚盈眶。面對鄉親們的信任，咱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
2020年是我們村發展的關鍵一年。創建全州鄉村振興示范村、全面改善村容村貌人居環境……說起來，今年要干的事還不少呢！幾百年歷史的古城墻遺址、別具特色的青海民間社火、小曲，還有個兒大皮薄的核桃、香酥爽口的軟梨，這些都是我們的優勢資源。我們還引進國外油葵，集觀光旅游與油料作物種植于一體，今年將繼續優化品種、加強推廣，讓“致富花”流出更多“致富油”。
前段時間下發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讓我們備受鼓舞。接下來，我們將做好休閑垂釣魚塘、兒童游樂場等項目建設。爭取早日完成、早日營業，讓大家伙兒享受到更多實惠。也歡迎各地朋友來我們城上村游高原古城、看民間社火、聽花兒小曲、體驗最美尖扎風情。
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尖扎縣康楊鎮城上村扶貧干部劉貴明講述
本報記者 賈豐豐整理
拓寬產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
“孔書記，我今年計劃多買入100只刀郎羊，您看成不？”剛剛電話響了，是艾尼瓦爾·賽買提打來的。如今，科克提坎村的村民越來越主動，早就從“要我脫貧”變成了“我要脫貧”。
記得我剛到村里時，村民們干勁不是很足。村子地處南疆喀什地區，是深度貧困村。最關鍵的是，一些村民“等靠要”思想比較嚴重。
要想轉變村民觀念，光說教沒用，咱得干實事！
2018年3月，我帶著幾名村干部去地頭召集村民開了個會。我站起來，提出了一個方案：咱村要搞土地托管。村里的托管中心來提供服務，你們不用自己種地就有錢拿。
“哪還有這等稀奇事？不行不行！”村民們當場提出了反對意見。
說來說去，大家心里還是沒底，擔心搞不出個名堂。畢竟，當時南疆地區農村土地托管還是空白。
我認為，土地托管是最適合科克提坎村的方案。土地托管，以“黨建+托管中心+合作社+農戶”的形式，為村民提供集“耕、種、管、收、加、貯、銷”一條龍的全托管和兩項以上服務的半托管模式，可以最大程度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村里做事，大伙兒看的是結果。2018年4月，村里的重點貧困戶們在村黨員干部的帶領下陸續簽訂了土地托管協議。一年下來，每個重點貧困戶都拿到了每畝1000元的分紅。結果擺在那里，大家紛紛參與，短短幾天就有近800畝地入了賬。
土地托管解放了勞動力，讓村民嘗到了甜頭。但說到底，想要穩定脫貧，必須增強大家的內生動力。
這兩年來，我們拓寬渠道轉移勞動力，并創辦了阿爾祖服裝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林牧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蔬菜林果配送農民專業合作社。我還跑到縣城聘請專家實操演練，舉辦服裝、電焊、建筑工及養殖種植技能培訓，培訓村民200余人次……如今，村里人均收入達到10886元，村民錢袋子鼓起來了。
2020年，我們會再加把勁，繼續堅持以托管為中心，走合作產業化道路，擴大就業，增加村民的收入。老鄉要脫貧，不能靠一人。在科克提坎村，可不只我老孔，咱村民每家每戶都有自己的計劃，清楚著呢！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信廳駐喀什地區麥蓋提縣科克提坎村第一書記孔青山講述
本報記者 阿爾達克整理
全家人在一起，忙脫貧奔小康
最近降溫，下了一場春雪。我們這山上，下雪是常事。看著天氣快要放晴了，我得趕緊去把喂牛的草料翻一翻。自打這些年精準脫貧政策不斷落實，家里的變化可真大哩。
我們家世代居住在四川省普格縣大槽鄉解拉莫村，村子海拔2500多米，山高路遠、交通不便。以前全家七口人擠在20多平方米的土房里，冬天寒風都可以順著墻壁的裂縫吹進來。那些年，我和老伴就靠種幾畝玉米和洋芋，日子過得緊緊巴巴。
現在的日子好多了，真要感謝黨的好政策。2017年，我家被確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在鄉黨委、政府的帶領下，我們家種了烤煙，又養了牛。這兩年烤煙豐收，收入不斷提高，我就存了一筆錢把土房子也給維修了。這幾天，鄉里的干部來找了我幾次。因為我正準備修建一處新的牛圈，他們聽說后熱心地幫我看場地，又請專業人員幫忙規劃、設計。我們村的通村硬化路去年底修好了，現在建設材料運輸非常方便，等材料到了就可以開工了。
牛圈旁的新房子是政府補貼4.5萬元修建的安全住房，有60平方米，以后我們一家人就住這里。修牛圈的同時，我準備讓施工師傅幫我把新房子外墻抹一遍灰，這樣看起來更漂亮。每天我都要到新房子里面去看看，心里高興啊。
我20歲的小兒子很懂事，在蘇州務工。老伴去年也跟著去打工了。他們每個月在外能掙6000多塊錢，寄給我2000塊貼補家用。加上種植養殖的收入，家里的錢袋子鼓了起來，兒子在蘇州還買了小轎車。
今年我們村要脫貧摘帽，老伴年紀也大了，我準備讓他們年底就回來，讓兒子把家里的脫貧產業接過來，一家人脫了貧繼續奔小康。到時候，還要讓兒子開著車常帶我們去縣城轉一轉呢！
瞧，太陽出來嘍！想著未來一家人團圓的日子，心里暖暖的。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普格縣大槽鄉解拉莫村阿子爾哈講述
本報記者王明峰、通訊員王旭陽整理
提高養蜂技術，帶領大伙致富
去年，我們一家四口連遇三件喜事：第一件是10月份從住了40年的大山里，搬進縣城附近的易地扶貧安置點，分到一套80平方米的新房子；第二件是家里種植的60多畝草果喜獲豐收，賣得2萬多元；第三件是林下養殖的中蜂賺到近3萬元。
我們家的三件喜事，得益于黨和政府脫貧攻堅的惠民政策。我是傈僳族，沒上過學，甚至聽不太懂漢語，外出打工找不到門路。2014年，我家被確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人窮志不能短。6年前，我看到其他村寨有人開始種植草果，收入還不錯，也想試一試。一打聽，政府免費提供草果苗，還給培訓種植技術。
政府大力支持，加上我和妻子都不怕吃苦，如今，我家已經種了60多畝草果。種植后第四至六年逐步進入掛果期，這兩年正是草果的采收期。去年搬進城，起初我還擔心種植的草果怎么辦。好在政策明確了搬遷后原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場權屬不變，其他享受的惠農政策也不變，讓我家搬遷后的收入來源有了保障。
脫貧之后還要致富。這回，我盯上了養蜂這門“生意”。怒江的冬蜜品質高，市場上很暢銷，用木桶招養野生中蜂也是怒江的傳統產業。恰好縣里組織免費的養蜂培訓，我就隔三差五過去聽課，3年來至少參加過五次中蜂養殖培訓。
現在，我的養蜂技術基本成熟，我也萌生了教會更多人的念頭。于是，我參加了村里的中蜂養殖專業合作社，發現34戶社員中的絕大多數仍采取傳統的養蜂方法，這讓我學到的新技術有了用武之地。
去年，我一共招養了66箱蜜蜂，賣蜂蜜和蜂群賺了近3萬元。按照合作社的協議，我把其中40箱分給了8戶社員發展，每戶分得5箱。前幾天聽這8戶社員說，年初他們采集冬蜜分別賣得500元至2000元不等。我這心里，可比吃了蜜還甜。
2020年，我會繼續管理好草果地和養蜂基地。養蜂方面，我要加強分箱技術，把一箱中蜂從目前每年只能分出2箱的技術，提高到每年分出3至4箱的水平，把我負責的8戶社員的養殖水平和規模再提高一倍，讓他們也走上和我家一樣的脫貧致富路。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茨開鎮嘎拉博村李三講述
本報記者葉傳增、通訊員王靖生整理（2月24日人民日報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