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3年08月30日
從《格薩爾王》看“非遺”史詩的傳承與傳播
《格薩爾》作為當今世界最長的一部活態史詩，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格薩爾王形象凝聚了中華民族所崇尚的優秀文化傳統和精神品格，體現了藏民族的英雄情結和精神信仰。民族文化的承繼即民族記憶的延續與拓展，既有保留也有揚棄，活態化傳承則是在承繼民族文化的動態過程中保持其生命力并不斷激發其創造力。阿來的《格薩爾王》無疑是傳承與傳播“非遺”史詩的一次成功嘗試。作家將“非遺”史詩的傳承和發展置入現代社會，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審美心理和思維方式相關聯，不僅重塑了史詩中的民族英雄，弘揚了民族的精神信仰，還揭示了民族文化傳承中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
◎胡畔
一
以創作對抗時間
詩意地復活歷史
文學不僅意味著對歷史和現實的創作，對時間和空間也是新的構建和呈現。小說《格薩爾王》以神話與現實交融的獨特視角，透視千百年來《格薩爾》史詩在民族記憶流動中形成的時空場域，完成了從史學到詩學的成功轉向。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中指出：“人類精神保存歷史的尸骸……同一人類精神又收集過去生活的痕跡及遺跡與文獻……他們雖然死了，但將活在我們的記憶中，并將活在后代的記憶中……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歷史就會復活，過去史就會再變成現在的。”人類歷史不會機械地重復循環，也不會自然消亡，它在時間中留下的文化積淀會在人類社會的變遷中被不斷賦予新的認識和活力。阿來在談《格薩爾王》的創作時說：“我拿到這個神話題材，更多是將其看成一段特殊的人的歷史，所以，可以像克羅齊所說的那樣，把一些當下歷史進程中的總體感覺放在故事的書寫中去。”他所謂的當下歷史進程即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現實需要，他所謂的總體感覺并非只是個人對史詩歷史的認識，同時也包含了他所了解的大眾對史詩的認知和現實態度。
“在文化變遷中蘊含的主要機制有創新、傳播和文化遺失……所有文化變遷的終極來源都是創新。”阿來讓小說成為史詩傳承的一種重要方式，為這棵民間神話之樹灌注了新的精神養料，他用飽含詩意的文字賦予了史詩新的生命力，以生動唯美的故事揭開了民族歷史文化的神秘面紗，將這個民族歷史成長中的那些奮斗與悲壯展現在世人面前，引領人們反思民族文化的現實與未來。他說：“之所以把寫作當成一個值得為之努力的工作，就是想打破所謂西藏的神秘感，讓人們從更平實的生活和更嚴肅的歷史入手來了解藏族人，而不是過于依賴如今流行的那些過于符號化的內容。”以小說重述史詩，讓《格薩爾》史詩的美學價值在多元化的現代文本中得以復現并不斷生長豐富，這也正貼合非遺活態傳承的現實需要。
流傳在民間的《格薩爾》史詩包括格薩爾王的降生、征戰并統一嶺國，最后返回天界三大部分，以零散、流動、開放的講述方式形成了一個不斷生長的、活態發展的故事系統，在民間傳播中枝繁葉茂，但也難免出現一些內容交叉重復、故事情節雜蕪甚至無節制虛構的現象。小說《格薩爾王》重述史詩，經過對史詩材料的慎重編選和藝術處理，一方面敬重歷史，以神子降生、賽馬稱王、雄獅歸天三大部分形成明晰的主線，集中再現了史詩故事的基本風貌；另一方面又以復線的形式塑造了成為仲肯的民間藝人晉美，展現了他傳唱格薩爾王事跡的命運變遷歷程。黑格爾認為：“藝術家應該從外來材料中抓到真正有藝術意義的東西，并且使對象在他心里變成有生命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之下，天才的靈感就會不招自來了，一個真正的有生命的藝術家就會從這種生命里找到無數的激發活動和靈感的機緣。”《格薩爾王》的內容正是基于藝術和生命力的需要，作家以弘揚民族文化的姿態和現代價值觀再現格薩爾王的英雄業績和他在民間的影響，在現實社會場景中復活民族精神，同時也指出了傳統文化承繼實踐中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
《格薩爾王》以小說的形式再現了史詩的英雄業績和民族精神，從神子崔巴噶瓦（格薩爾）發下誓愿降生嶺噶降妖除魔，解除百姓苦難，到賽馬稱王后率領民眾南征北戰，斬除四大妖魔，再到消滅敵國和妖魔，封疆擴土，給百姓帶來安寧和幸福，完成功業后的他聽從神的召喚回歸天界。由神到人，由人到神，格薩爾始終都是神格化的英雄，他的形象和事跡寄托著民族生存的希望與和平的理想。小說在表現英雄史詩的神話時空中再現了正義與邪惡、高尚與卑下、勇敢與懦弱、希望與絕望交織的矛盾與斗爭，展開了一個古老民族充滿苦難而不屈不撓、英勇進取的歷史畫卷，呈現了一個民族祖先所處原生社會場景的情狀和他們的生存愿望、倫理觀念與精神信仰。特定時空場景孕育出特定的文化形態，從特定文化形態搭建的橋梁亦可探尋現實與歷史、本土與異域的關聯。作為一種流動性的社會文化記憶，民族史詩在時光的流逝中保存了其作為標出性指稱的基本精神內涵和形態，這樣的標出性正是對歷史場景的復活與還原。以當代小說重述《格薩爾》史詩，包括對史料的甄選，對文本內容的修復、填充、完善以及創造性拓展，這些都是對文本意義的當代闡釋與精神重構，讓流傳于民間的史詩具有更加立體生動、豐富深廣的時代內涵，讓史詩的時代意義在當代人的認知認同中得以實現。
小說《格薩爾王》建立在作家對《格薩爾》史詩文本內涵和精神旨歸的深入理解與把握基礎之上，體現了作家對格薩爾文化孕育空間的熟悉與體悟，以及對格薩爾說唱藝人生存狀態和非遺時代語境遭遇的獨特認識，是以傳承民族文化的時代責任感和高超的藝術技巧實現的，體現為一種高度的文學自覺意識和行為。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對抗民族傳統在時間流逝中的飄散，本身就是一種活態化傳承，也體現了文學的時代擔當與魅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遺產’而非單純的物質遺存，其傳承后世的心靈價值就是從經驗記憶凝聚、轉換升華形成的審美意象。”文學是一種極為靈動的文化傳承方式，阿來以小說形式賦予史詩文本更強的可讀性，用比民間藝人說唱更能集中以故事的敘述語言營建史詩的精神原鄉，引領讀者在小說《格薩爾王》文本閱讀體驗中建構起自身對史詩歷史文化場的感知圖景，從而對民族文化的過去、現實與未來進行深入思考。這種以創作對抗時間，探尋過去與現實的關聯，詩意地復活歷史、重構民族精神神話的方式，為《格薩爾》史詩在當代文學空間的活態傳承與傳播開拓了新的道路。
二
英雄史詩的民間傳唱
與作家文本介入
民間史詩的口頭傳唱與作家文本的介入都是傳播史詩的有效形式，雖然審美趣味和傳播效果有所不同，但基本內涵和精神實質都具同一指向。在青藏高原及四川的藏族聚居地區，歷代民間藝人的傳唱對史詩《格薩爾》的傳承發揮著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有寺廟僧侶的書面記載整理和傳播。千百年來，《格薩爾》史詩傳唱人大多沒有接受過系統文化教育，他們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史詩，并在傳承過程中不斷豐富史詩內容。盡管這部屬于集體創作并活態發展的史詩沒有確定的作者，但它至今有著不同的傳唱者。從新聞報道來看，近兩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民間還不斷培養出新的傳唱人。通過一代代傳唱人對史詩的傳唱，格薩爾英雄事跡得到廣泛傳頌。小說《格薩爾王》中的傳唱人晉美就是當代眾多傳唱人中的一個藝術典型。他身上不僅有千百年來格薩爾王英雄精神對藏民族歷史傳統的影響，還體現出藏族人民滄桑巨變的現實生活和他們對未來的憧憬。
但不能不看到，依托口語傳播的民間史詩說唱傳統，相較于文字傳播難免有較大的局限。限于說唱者的思想文化水平、藝術感悟能力，以及特定地理區位、歷史文化傳統、地域方言等諸多障礙，史詩只能流行在特定的地理范疇。寺廟僧侶對民間史詩說唱所做的記載整理也難免有相似的局限性。阿來對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小說《格薩爾王》中晉美對英雄事跡的探尋與傳唱，體現出作家對史詩題材所具有的超強整合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字表達功底，這是傳統史詩說唱方式和民間文本所不及的。小說《格薩爾王》的成功不僅在于對格薩爾英雄形象的精彩重塑，還在于濃墨重彩地塑造了傳唱人的典型代表——晉美。阿來將晉美的命運軌跡與格薩爾故事的主線并行交織成復線，傳唱與被傳唱形成了歷史與現實、神話與人世的銜接，這正是阿來重塑英雄以及展現英雄影響的高明之處。如果僅就格薩爾王英雄事跡進行獨立的再現性敘述，即便體現了去除枝蔓的集中典型化處理，也僅僅停留在對格薩爾王本身的重塑意義上，而對晉美的塑造卻在人與神之間、傳唱與被傳唱的關系中拓展出更大的空間，讓神話與人世、歷史與現實有了更加自然的交匯和融合。一字不識的牧羊人晉美在夢中獲知格薩爾的故事，成為神授藝人。他不斷追尋格薩爾的足跡，和神靈對話，不斷印證夢里故事的真實性和企求故事的完整性，同時又將獲得的故事在雪山草地、城鄉村鎮四處傳唱。小說借晉美夢境中出現的兩種身份的格薩爾王（一個是天上的神，一個是人間的王），來表現英雄在理想與現實矛盾中的不斷成長，他不斷產生新的智慧和力量，以適應不斷變遷的生存環境。這意味著格薩爾并非只屬于過去，而是在社會變遷場景中不斷活化。實際上作家也介入了這種活化，在小說對英雄史詩傳播的敘事方式和現實意義上做了“仲肯”。這種活化也許比普通的仲肯對史詩的理解和神授傳唱更能融入富有時代特征的認知、體驗與思考。也正是小說《格薩爾王》所采用的這種主線與復線交織的敘述結構，承載和抵達了作家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嚴肅反思，正如有學者談道：“格薩爾王故事不僅是藏族人民走向文明的寫照，更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生動寫照。……《格薩爾王》暗含的正是這種期待。追求進步和理性，認真反思現在，留戀美好過去是多層次的《格薩爾王》蘊含的最完整、最深刻的內涵。”阿來的反思與重述讓史詩文本富有更加豐富完整的思想內涵，真正詮釋了《格薩爾》史詩的現代精神價值。
為了更好地介入英雄史詩傳播，阿來在他塑造的傳唱人形象中傾注了真情實感。正如他認為文學藝術的價值不僅在彰顯思想的高度，更在彰顯情感的深度，“因為文學的獨特價值主要還在于情感的沉潛與抒發，因此，我在自己小說中一定要把自己最真實的情感轉移到人物身上去”。他把自己對格薩爾王的理想情懷和英雄精神的認知置入晉美的夢中，讓晉美無數次感到有種強烈的力量在體內生長，在傳唱格薩爾王故事的歷程中，晉美的那些感傷與感動、迷惘與頓悟、失望與希望，正折射出作家深厚而真摯的情感。正是這樣，作家與傳唱人默契融洽地演繹出英雄史詩的場景。
“對傳統文化價值的認識經歷了從物質到心靈的演進，從經典文字到經義闡釋，再到‘鮮活的記憶’。這是集體記憶的活化，即進入了當下的生活。……這意味著使逝去的‘過去’變成對當代人有意義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說，史詩傳唱人和作家塑造的英雄形象與營建的歷史時空場，正是基于人們對現實社會的理解、感悟、延展與想象而進行的復活與重建。小說《格薩爾王》的創作實踐與影響證明，當代作家介入“非遺”史詩的當代傳播，有利于拓展“非遺”的傳播途徑，讓集體歷史記憶成為鮮活的現實記憶，從而引領人們以“非遺”作為回顧歷史文化的新的審美路徑，并以正確的價值觀念保護、傳承和發展“非遺”，使其在社會歷史場景變遷中得以活態化發展。
三
文化真實感和傳統
正當性的藝術呈現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所以能留存下來而且具有創新變革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們在每個時代都能體現出民族文化的真實感和傳統的正當性，以其自身價值適應時代的需求。阿來重述《格薩爾》史詩，正是在維護民族文化的真實感和傳統的正當性。丹尼爾·亞倫·西爾和特里·尼科爾斯·克拉克在《場景：空間品質如何塑造社會生活》中強調本土文化的真實性與傳統的合法性，在現代社會場景中，只有尊重本土文化歷史，維護“非遺”本質意義的真實性并延續其內在的傳統合理機制，深入發掘其文化內涵，詮釋其精神價值，才能找尋到它的傳統意義旨歸，建構起符合當代人審美觀念的“非遺”精神原鄉。
阿來在小說中對卷帙浩繁的《格薩爾》史詩材料和傳承資料進行了理性的選擇和處理，以文學的自覺主動介入民族史詩傳統，發掘其價值并將其傳達給當代受眾，避免史詩精神價值在歷史變遷中被遮蔽抑或消解。《格薩爾王》用文學表達轉化民間說唱，增強其突破時空和語言隔閡的能力，保持了民間文藝源于生活的根性和影響久遠的生命力，在時代變遷的多維場景中維護了民族文化的真實感和傳統的正當性。通過當代史詩傳唱人晉美追尋和傳唱格薩爾王故事的經歷，以民族神話典型展示了格薩爾王的英雄形象和精神，同時也為讀者展示出“非遺”傳承的現實處境。在對代表著眾多傳唱人的晉美的現實境遇的描述中，讀者看到的就不僅是英雄史詩的理想化傳唱歷程；晉美所經歷的種種艱難和困惑，以及現代民眾對史詩傳唱所流露出的冷漠與不解，都顯露出“非遺”傳承過程中的一些真實現狀與隱憂。這也正反映了阿來在維護民族文化真實感和傳統正當性的基礎上對“非遺”保護傳承的前瞻意識。小說《格薩爾王》在2009年問世，正是《格薩爾》史詩被列入聯合國“非遺”名錄的同一年。不少人也許只是為這樣的殊榮感到高興與自豪，但阿來在傾情重述《格薩爾》史詩，并深情贊揚民間藝術傳唱史詩所做的貢獻的同時，也以文學的方式真實地展示了傳承史詩需要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晉美的生存環境和人際關系中不時顯現。
現代市場經濟形成的價值取向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和人際關系。在尋找格薩爾神話事跡的旅途中，晉美隨時隨地會產生莫名的失落。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櫻桃節上，人們并非真正需要他的故事，而只是想要借他的傳唱促銷櫻桃；曾經為格薩爾王鍛造的兵器如今成了旅游局打造的旅游商品；新開張的酒店里放著格薩爾塑像，請晉美演唱也只是象征性地走走過場；高原小城的姑娘出售著封面印有晉美說唱《格薩爾》的畫面的CD，卻沒有認出晉美，也回答不上他的問題；城里描繪格薩爾的畫師不愿討論關于格薩爾的問題；山上到處都是偷運格薩爾石像賣錢的人；年輕的歌手只想向晉美學琴以配合流行歌曲的演唱，而不想聽他傳唱故事。“晉美說，調子是為了配合故事的，為什么你只要調子不要故事？……年輕人說，我給它配上一段段新的唱詞。”即便同為英雄史詩傳唱人，也有不同的動機和心態。有的傳唱人為了高額酬金、住房、公費醫療等待遇對著錄音機傳唱史詩，不再在群眾中傳唱，最后變得再也不能傳唱。同時還有不少隨意編造史詩的傳唱人，讓晉美覺得四周的故事越來越跑在了他的前面。最讓人玩味的是，晉美作為仲肯被邀請到格薩爾學術研討會上，但大多數參會者對他的傳唱并沒有真正的興趣，而是熱衷于遠離史詩，討論各種復雜問題。晉美被認證為民間格薩爾傳唱大師，故事的結局是他背上象征神授的那支鐵箭卸下了，腦子變得空空如也，在寺廟里一天天老去。這是小說最凝重、最發人深省的一筆，晉美的歸宿是小說中一個傳唱人的命運，實際上也是對現代社會“非遺”傳承面臨某種危機的警示。小說用了不少情節敘述晉美傳唱的艱難歷程和心靈困惑，體現了作家對“非遺”現實際遇的諳熟和真知灼見。“非遺”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根脈，它和它的傳承人的命運是休戚相關的。《格薩爾》作為史詩，孕育且生長于民間，只有依托民間傳唱人世世傳唱，這棵民間神話之樹才能枝繁葉茂。小說直擊了史詩保護、傳承的現實問題——說唱藝人的生存困境，以小說的講述引領人們關注說唱藝人的命運，這也體現了作家對“非遺”保護、傳承和發展的深度關切與憂思。小說寫到了史詩傳唱中的不少失落現象，但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承繼著歷史的榮光，以其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作為前行的精神寄托和根性力量。正是阿來這樣的言說，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格薩爾》史詩強大的生命力和它對一個民族巨大恒遠的精神影響，這也是《格薩爾》作為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作為世界性“非遺”得以保護傳承的價值所在。
在這個時代，我們不缺各種精美的文化包裝和多元的傳播渠道，我們不缺故事，但需要能講好故事的人。文化的詮釋、表達與傳播需要建立在創作主體深入理解、把握文化精神意義的基礎上，需要創作主體以時代的責任感和真摯的情感去完成。阿來的小說正是在忠于《格薩爾》精神意義的基礎上，對其真實、正當傳承的藝術呈現，同時也表現出作家對“非遺”史詩保護傳承的良知和良心。哈羅德·伊尼斯在其《傳播的偏向》中闡釋道：“希臘口頭傳統產生的荷馬史詩，表現出對空間問題的強調……口頭傳統的靈活性，使希臘人在城邦體制下求得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的平衡……所以他說：‘15世紀中葉印刷術的發現，意味著一個回歸的開始。我們又回歸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隨著現代文明的迅猛發展，現代化的媒介載體更易于文明在空間中的擴散和保存，但不論媒介技術如何變遷，那些閃耀著思想智慧的光芒而能引起人們共鳴、共情的東西，依然在時空的變換中得以永恒，因為意義的達成往往是在受眾認知接受中實現的。小說《格薩爾王》以文學創作重述史詩，刪繁就簡，取其精華，讓那些幽遠神秘的歷史在文本中泛著莊重典雅的審美光芒，同時又不乏作家對現代文明進程中傳統文化生存發展的關切與憂思，使得完整意義的《格薩爾》史詩在當代語境和文學生態中復活，維護了民族記憶的活態化傳承與傳播。
